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海外传播与接受——以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百年传播为例(3)

中国传统文学理论语言上的以少言多、极具暗含性的特质给文本带来极大阐释空间的同时，也增加了翻译和阐释的难度。很多传统文论思想在西方诗学中找不到匹偶，因而在阐释中产生相互错位的意义切割或肤表不切的错误定位，又会导致海外读者对中国文论的误读，这是中国文论海外阐释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例如建基于中国文化内在的有机世界观之上的“比兴”观，强调事物和范畴本体间的关联性和融合性，是内在主体与外部世界、情与景的关联中主体的情志表达，其修辞结构强调的是天人合一宇宙图式中的自然生成性和本然性，而根植于西方摹仿论基础上的主客二元对立先验思维模式，西方诗学中的修辞更强调其独特的认知功能，即是主体对外拓展新知的一种手段，具有人为性。而因此，海外汉学界将“比兴”的语义解释为隐喻、寓言或象征，一定程度上都是一种误读。此外，周英雄、高辛勇和戴为群等海外学者对“比”“兴”区分标准的讨论虽从形式分析入手，试图将中西文论观念相关联，却忽视了中西诗学内在哲学传统和诗学范式的根本差异。他们在将“比兴”与西方修辞手法等量齐观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语言外壳的替换，而意义内涵却不相符的附会。因此，译释中一贯以西释中的求同思维，会遮蔽中国传统文论特有的异质性价值。
又如“定势”这一极具中国民族特色及文化内核的理论范畴，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论中具有深刻意义的美学范畴。刘勰采用大量譬喻性、意象性的概念解释“定势”，使“定势”这一范畴符号本身承载起远超出其字面的抽象含义。“势”的独特性在于它能化解“理论”与“实践”两者间的对峙关系，并将执行的概念转变成一种随着正在运作的情势而发展的过程。“定势”之“势”蕴含“风格”和“趋势”这两层含义，而西方译者仅取“势”的风格（style）之意，就是从西方思想中动静对立的观点来诠释“势”的一个典型症候。这种依赖母语文化进行似是而非的必附，机械解读“势”意的行为，满足的不过是在其他文化中寻找回声的癖好而已，难以使这一美学范畴在跨文化语境中以正确的言述方式推展。
再如“情”的解读，受柏拉图迷狂说影响，西方表现理论家倾向于重视激情（passion），认为它是艺术创作的先决条件。而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中很少有学者有过相关理论的论述，虽然我们认可“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但在非虚构诗学的基础上，中国文论中的“情”须以性情之真为前提。因此，葛瑞汉所言中国早期“情”义中含有“激情”成分，则属误读。可见，海外汉学家们并不认为因为自己是外国人而同中国作品间就有一种离间的、异己的关系，也不认为他们的分析不如中国人自己来得深刻。他们借鉴中国学者的观点，但立足点还是自己的感受。所以一定程度上，他们的感受不可避免地夹杂着西方诗学传统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