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社会进步的标准？(10)

城市化乃至大都市侵占农地，破坏自然环境，生活质量低劣，是违背常识的三大误解。人口聚居度越高，占用的土地当然越少。上千居民住一栋数十层的高楼，不可能比村庄和中小城市占地多。留在乡下的少数人用高科技耕作大片农地，不再耕作边角丘陵山地，野生动物回归，环境当然恢复。大都市教育条件好，卫生和医疗条件更比中小城市和乡村好得多，人均寿命当然也高得多。
而今流行“大城市病”的说法。“大”本身不是“病”。拥堵才会有地铁，缺水才会有先进的水利和水处理工程，社会秩序混乱才需要纪律严明的城管执法队伍。当下，很多大城市得了“病”，但也有很多没病，至少没有公认治不了的病。得“绝症”的大城市基本都在落后国家，病因主要在于治理体系落后和治理能力低下。在东北亚以外的多数欠发达国家，大城市布满贫民窟或城中村，无给排水设施和电力供应，且警力不逮。那是乡村破产导致的城市乡村化。

2月5日，武汉市江岸区永清街道仁义社区工作人员为独居老人、困难群众等送菜上门。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 摄
基础设施从何而来？异常强大的远古部落才建设庙宇、宫殿、广场、城池，而这些基础设施并无直接的食品财富回报。从本质上讲，基础设施建设并非“企业”行为，而是“事业”行为，即非盈利的公共行为，所以基础设施带来的发展效应被称为“正外部性”。单独计算基础设施建设本身的亏损，体现国家公共精神的衰落。单独计算铁路公司的成本收益，指责其亏损，就不会有入藏铁路。涉及国防的基础设施，如修长城，是典型的无法计算收益的开支，但其“正外部性”关乎国家生存。
具有正外部性的“事业”支出是政府发钞刺激经济发展的两大重要渠道之一。越来越多的货币从哪里来？央行发放货币有两个主渠道：向商业银行放贷和买入用于弥补政府财政赤字的国债，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债。在外贸收支不平衡的情况下，向商业银行买入外汇可以是发钞的第三个渠道。就正外部性而言，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的债务是发钞渠道，是政权在“投资拉动”发展。政府债务不可扩张到无力偿还的地步，这是对“事业开支”的明显约束。经济规模扩大，基础设施债务规模就相对缩减。随着经济规模迅速扩大，早年三峡工程欠下的巨额债务就微不足道了。当人均基础设施密度趋于饱和，拉动经济增长的效率会趋于降低，就需要提升基础设施的先进性，如以先进的通讯和交通设施取代陈旧和落后的基础设施。